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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国焘眼中，宣汉县的地方党组织、苏维埃政府和红三十三军就是一支“成分复杂，历史不清，受地方势力影响严重”的队伍，必须痛下杀手，严加整肃。红四方面军总部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派出10多个肃反工作团开进宣汉县和红三十三军，对当地党组织、苏维埃政府和战斗前线的各师团就地开展“肃反”。 1933年11月13日，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琴秋、中共川陕省委书记周光坦和政治保卫局长曾传六等人到双河场组织召开梁达中心县委活动分子代表大会，成立绥定道委。全面贯彻张国焘“肃反”精神，以审查代表资格为名展开肃反，凡出身于剥削家庭的，在旧政府机关、部门搞过公务的，都被作为反革命予以清查、审讯直至杀害。仅会议期间，就以不同罪名将龚堪彦、牟正国等70余人当作反革命分子，经川陕省革命法庭草率审讯，予以秘密处决。独立团团长牟慈帆被撤销职务，291团团长唐全弟、293团团长王荣澍等在达县蒲家场肃反中“失踪”。成立不到一个月的97师被拆开调离。 12月初，正当反“六路围攻”战斗十分紧张激烈之际，总政委陈昌浩、政治部副主任周纯全、保卫局长曾传六等人，率“肃反”队伍进驻红三十三军军部，开展第二次“肃反。以加强领导、扩充队伍、提高战斗力为名，将连以上干部，特别是政工干部几乎全部换掉。集中清查所谓地主豪绅、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反对派”等。以手掌有无茧疤、是否上过中学、是否在旧机关做过事为划分“革命与反革命、好人与坏人”的标准，发动揭发、检举，层层扩大清查打击对象。以“阶级异己分子”之罪逮捕98师师长冉南轩，将这位一生赤胆忠诚、英勇善战、令敌闻风丧胆的红军将领，押赴通江杀害。 298团团长吴志太、副团长刘君门及以下官兵数十人，被扣以“投降敌军，出卖火线”的罪名加以杀害。独立团团长牟慈帆、营长李定国以下官兵40余人于州河火线上“肃反”被杀。299团被清查杀害的就有200余人。团长雷雨苍极度惶恐，担心遭受不白之冤，便带随从和枪支，连夜逃回老家。至12月底，红三十三军成立不到两个月，就因97师调编其他各军而被撤销，部队因肃反而大量减员，全军由原3个师、9个团、20000多人，缩编为2个师6个团，仅剩6000余人。 1934年初，因冉南轩被杀而调任98师师长的蒋群麟，率团从硝烟弥漫的峰城前线撤回双河场休整，即被调往后方接受审查，押往巴中遭杀害。294团副团长彭友之被以包庇其外侄家庭成分遭到撤职送劳役队审查。294团一营被编入红四军36团，二、三营和特务营编入红三十军268团，番号被撤销。 297团在峰城激烈的战场上遭受所谓“火线肃反”，共逮捕杀害营长任俊卿以下官兵30多人；达县、宣汉等地及红三十三军中的知识分子如邓廷璧、高继升、黎时中、龚开介以及原独立团政委李中泮等60多人，被肃反人员以“宣传委员名义组织开赴各县工作”之名，押解后方、分送各县保卫局，先后被公开处决或秘密杀害。 部队因“肃反”而大量减员，建制七零八落，作战调度困难。王维舟十分痛心地调整部队建制和人员，将299团合编到295团，298团合编进296团。全军仅有3个团9个营，4000余人，由军部直接指挥，师一级建制只剩下有名无实的两个番号了。 1934年4月，红三十三军在黄钟堡与敌激战之际，张国焘又派人前去开展第三次“肃反”，把正在火线上指挥作战的296团排以上干部40余人捆送后方“教育审查”，除团长王正坤幸免于难外，其余均下落不明。红三十三军3个师长被杀了两个，兼任297团团长的99师师长王波也被怀疑，幸得副军长罗南辉和其他领导据理担保，王波方免于难。张国焘却借此对红三十三军政委杨克明不满，指责杨克明作战不力，撤销其三十三军政委职务，调三十一军政委张广才接替。 红三十三军背负着沉重的思想包袱，忍受着巨大的冤屈，凭着对革命崇高的信念而坚定地战斗着，前进着。战功赫赫的红三十三军却未能因此而免遭第四次“肃反”的打击。张广才上任即坐镇城口县岔溪河，对三十三军开展以“查成分、查历史、查文化”为内容的第四次“肃反”。先是将297团副团长唐安（湖北人）以改组派抓起来刑讯逼供，打得遍体鳞伤，捆在滑竿上抬走，下落不明。不几天，继任副团长又被说成是改组派遭审查毒打后押走。297团副团长以下数十人被打成“改组派”“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遭杀害。尽管如此，全军指战员仍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英勇奋战，坚守阵地，没有让敌人进入防区一步。296团还在镇巴一带拓展新区，营救失败于“马儿岩事变”的红29军100多人编入到自己队伍。 整个反“六路围攻”，红三十三军在艰苦转战、大量歼灭敌人的同时，因战斗牺牲、“肃反”错杀等影响，部队由2万多人减少到5000余人。清江渡军事会议后进行整编，原3个师9个团被缩编为2个师3个团。经3个月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兵员、物资得到补充，又增加到4个团，即294、295、296、297团，隶属于98、99师。 眼见无数跟随自己出生入死的战友遭受“肃反”之害，军长王维舟、政委杨克明、副军长罗南辉等领导人痛心疾首，悲愤莫名。他们采取一些必要手段，保护部分被“肃反”人员怀疑的干部战士，魏传统、王定烈、王波、王直哲等一批幸免于难的红军将士，才得以成长为新中国的将军或国家机关领导人。 1934年11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在巴中清江渡举行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王维舟被留在方面军总部，既不让他回部队，又不安排工作。 红四方面军在宣汉县和红三十三军进行的“肃反”，可谓是昏天黑地，残酷无情，令人痛彻心扉。 红三十三军被“肃反”杀害或被捕“失踪”的超过600人之多。出生于宣汉、达县、开江等本地的师团营连干部和战斗骨干，绝大多数被“肃反”扣以种种罪名遭杀害。三个师长被杀两个，团、营级指挥员几乎全部被害或撤换，连级干部所剩无几，政工干部几乎全部换成了其他部队派来的人。据相关资料统计，“肃反”运动中被杀害的宣汉县籍地方干部群众和红军指战员1579人，其中建国后被追认为烈士的202人，复查平凡昭雪的1377人，1374人被载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英名录。清溪场王新兰一家6人参加红军，被“肃反”所杀的就有4人，有的年仅十四、五岁。 “肃反”在红军指战员中造成极度恐慌，许多人害怕被害而逃离，部队严重减员，战斗力极度削弱，影响了群众对红军的信任和支持，给宣汉人民造成了难以抚平的创伤。（来源：宣汉县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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