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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交平台上，常能看到年轻人的困惑：“读了四年大学，连份月薪过万的工作都找不到”“课本里的公式定理倒背如流，可连怎么谈薪资、避坑职场都不懂”“老师总说‘好好读书才能有出息’，可出了校门才发现，‘出息’好像和读书时学的东西没关系”。这些声音交织成一种荒诞的现实感——我们从小到大被教育“读书改变命运”，但当书本知识转化为社会生存能力时，许多人却发现自己被教成了“做牛马的熟练工”，而非“驾驭命运的主人”。

一、被科举基因绑架的教育：读书是为了“被选拔”，而非“创造价值”

中国教育的底层逻辑，至今仍残留着科举制度的深刻印记。从隋唐开科取士到明清八股取士，“读书—考试—入仕”的路径塑造了社会对教育的核心认知：读书的本质是“通过选拔获得资源分配权”。这种逻辑在工业化时代进一步强化——计划经济时期，高校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接班人”的基地，学生被定义为“国家干部预备役”；市场经济时代，虽然“接班人”的提法淡去，但“学历=敲门砖”“名校=阶层跃升”的观念依然顽固。

在这种逻辑下，教育的目标始终围绕“标准化输出”展开：学生需要掌握符合考试大纲的知识，教师需要完成符合教学大纲的任务，学校需要产出符合社会“人才需求清单”的毕业生。至于“如何赚钱”“如何创造价值”，本质上属于“个体生存策略”或“市场实践经验”，既无法被标准化考试量化，也不符合“选拔体系”对“稳定性”的追求。正如一位高校教师坦言：“教学生赚钱？那得教销售技巧、谈判博弈、行业洞察，但这些内容既没法写进教材，也没法通过论文考核，更可能被家长投诉‘教坏孩子’。”

二、教育内容的“两张皮”：知识是“屠龙术”，技能是“擦鞋活”

中国教育的“实用性缺失”早已不是秘密。中小学的文理分科、大学的“专业壁垒”，本质上是在培养“知识容器”而非“问题解决者”。一位刚入职互联网公司的985毕业生曾吐槽：“本科四年学了高等数学、线性代数、编译原理，结果工作中连个Excel函数都用不利索；导师教我们写学术论文，可老板要的是能直接落地的用户增长方案。”

这种割裂的背后，是教育体系对“知识”与“技能”的错误分层。在高校评价体系中，科研论文、课题项目是硬指标，而实践教学、校企合作往往是“锦上添花”；教师的晋升通道依赖学术成果，而非学生就业质量；课程设置中，“有用”的技能课（如财商、法律、新媒体运营）被归为“通识课”或“选修课”，而“无用”的理论课（如某些哲学分支、冷门史学）却被奉为“核心课”。更讽刺的是，当学生抱怨“学的东西没用”时，教育者反而会搬出“无用之用方为大用”的哲学——仿佛“无用”本身就是一种高尚的价值。

于是，学生走出校门时，往往带着满脑子的“屠龙术”（如复杂的数学模型、晦涩的理论体系），却在现实的“擦鞋活”（如沟通协调、资源整合、成本控制）前手足无措。而真正能帮他们“赚钱”的能力，比如对市场的敏感度、对人性的洞察力、对规则的灵活运用，恰恰是课堂上的“禁忌话题”——毕竟，老师若教学生“如何与甲方讨价还价”，可能被批评“功利主义”；教学生“如何规避职场PUA”，可能被指责“传播负面情绪”。

三、“做牛马”的隐喻：教育在培养“系统适配者”，而非“系统突破者”

如果说“不教赚钱”是教育目标的偏移，那么“教做牛马”则是教育功能的异化。在工业化社会的逻辑中，教育本质上是“人力资源加工厂”：通过标准化的知识灌输、纪律训练和时间管理，将学生塑造成适应流水线生产、办公室行政、层级化管理的“合格劳动力”。这种模式下，学生被要求“听话”“守规矩”“能吃苦”——正如工厂里的机器需要“稳定运行”，职场中的员工也需要“可预测性”。

这种“适配性教育”的典型表现，是对“成功”的单一定义。从小学到大学，“考上好大学”“找到好工作”“买房买车”被默认为人生的终极目标，而“创业”“自由职业”“探索兴趣”则被视为“不务正业”。老师的口头禅往往是“现在苦一点，以后就好了”，却鲜少有人告诉学生：“苦”的本质是系统对个体的压榨，“以后好”的前提是你能突破系统的限制。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教育正在消解人的主体性。当学生被训练成“解题机器”“考试工具”时，他们会逐渐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当“听老师的话”“按流程办事”成为生存法则时，他们会习惯性地依赖权威，而非相信自己的判断。就像一位网友的调侃：“我们从小被教育要做‘祖国的花朵’，长大后才发现，自己只是‘祖国的绿萝’——用来装饰环境的，不需要开花结果。”

四、教育需要一场“价值革命”：从“培养牛马”到“唤醒主人”

要改变“老师不教赚钱，只教做牛马”的现状，教育需要一场从底层逻辑到实践方式的彻底变革。

首先，教育目标要从“选拔适配者”转向“唤醒创造者”。学校不应再是“人才加工厂”，而应成为“可能性实验室”。中小学的文理分科可以更灵活，大学的课程设置应增加实践学分（如创业模拟、商业谈判、社区服务），教师的评价体系需纳入“学生社会贡献度”指标——毕竟，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培养“能创造价值的人”，而非“能通过考试的人”。

其次，教育内容要从“知识灌输”转向“能力锻造”。财商教育应纳入义务教育必修课，让学生从小学会管理财富、理解经济规律；法律常识、沟通技巧、职业规划等“生存技能”应成为基础教育的一部分；高校则需打破专业壁垒，鼓励跨学科学习（如理工科学生学点市场营销，文科生学点数据分析），让知识真正“活起来”。

最后，社会价值观需要从“崇拜学历”转向“尊重创造”。当“985毕业生送外卖”仍被视为“失败”，当“灵活就业者”被贴上“不稳定”的标签，教育就永远无法摆脱“做牛马”的宿命。只有当社会认可“赚钱能力”“创新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才是真正的“成功”，教育才能回归本质——不是把人训练成系统的零件，而是帮人成为自己的主人。

读书的意义，从来不是让人成为“听话的牛马”，而是让人拥有“不做牛马”的底气。当教育终于教会学生如何赚钱、如何创造、如何突破系统限制时，我们才能真正告别“做牛马”的荒诞，迎来“做主人”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