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红军杨友财（1904－1994）出生于渠县贵福乡村，家无土地，父亲是佃农，以租种土地为生。不仅要向地主缴纳地租，每到新年，还要送肉类家禽等礼物，地主家有婚丧事时，还要去帮忙，形同奴仆。                       杨家生活艰辛，食不果腹，对土地拥有感十分强烈。杨父给儿子取名杨友财，意：杨家要有（友）田地财产，还常向子女唠叨说：“啥时候，我们才会有土地。”            杨友财青年时期，渠县贵福、涌兴等不少乡民翻越大铁山到达县城谋生，达城人把铁山那边的渠县人叫“山那边人”。杨友财18岁来到达城，无亲无友，无文化，无资金，不能立足。回到家乡，约集12个青年小伙，做起挑夫的营生。            很多年以来，巴渠大地，交通十分困难，进出川物品多由挑夫贩运。 山里野兽多，隐藏着土匪，挑夫要成群结队从事贩运才不被野兽或土匪袭击。杨友财身材高大，1米76，孔武有力，大额头，浓眉大眼，肩宽背厚，身穿长衫，挽扎腰间，头包白帕，肩挑货物，行走如飞。杨走在队伍前面，一根木棒箍铁头的打杵，斜插扁担助力，让扁担一闪一闪发出“嘎吱嘎吱”响声。有天，几个榛老二手持火药枪想拦路打劫，杨友财高举木棒铁头打杵，后面10多个挑夫顿时聚集，打杵杵地，呐喊助威，阵势雄壮。棒老二顿感不妙，落荒而逃。            1933年9月，红军打响了著名的“营(山)渠(县)战役”。经过10多天的浴血奋战，攻下营山、渠县大部分地区，并在渠县境内相继建立了10个区苏维埃、70个乡苏维埃政权，渠县人民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打土豪、分田地，3500多人参军参战，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进攻。        杨友财与挑夫伙伴热血沸腾，13人全体参加红军。杨友财身强力壮，被分配师部当机枪手，不久被提拔为班长。       1933年秋末，四川“剿赤”总司令刘湘纠集各路军阀，向川陕革命根据地发起了“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制定了“收紧阵地，伺机反攻”的战略方针，采取节节抗击，诱敌深入，最后集中在万源山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万源保卫战”。杨友财随同部队奔赴万源参加战斗。       红军使用的武器，主要是土枪和大刀，战斗数次出现极其惨烈的白刃战、肉搏战。情况危急之时，师部红军敢死队出击，杨友财手持机枪喊叫着冲出去，敌军被红军英勇的阵势吓得节节败退。杨在冲锋中腿部中弹，所幸并不严重，经治疗包扎后，勉强能够行走。战斗结束后，杨火线入党，成为共产党员。            1935年，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川陕苏维埃干部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杨友财父母不幸遇害，兄妹三人被迫逃亡，解放后仅剩幺弟返回贵福家乡。           红四方面军长征路漫长而艰苦，爬雪山、过草地，受尽了风霜雨雪之苦和饥饿疾病的折磨，吃树皮，啃草根，付出了很多的生命代价。       杨友财爬雪山过草地时，腿部枪伤复发，化脓流血，柱着树枝一拐一拐前行，终于到达延安。       13个同时参加红军的挑夫，唯独杨友财幸存，其他人没有一个走出雪山草地。杨柱着木拐站在宝塔山上，望着雪山草地的方向，默哀悼念。     杨友财的脚患，经治疗痊愈，但留下了瘢痕隐患，阴天下雨就会疼痛。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各主力开赴抗日前线后，八路军在延安设后方留守兵团，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杨友财因脚患的原因，参加留守兵团。            不久，杨进入抗大学习，参加“大生产”劳动，一边开荒，一边上课。抗大有一位戴着眼镜的老师讲课：“我民之所忧，我之所思；民之所思，我之所行”，即，百姓所忧虑的事情，正是我思考的事情；百姓所思考的事情，正是我要去做的事情。杨友财听后，不住点头认可，并抄写在笔记本上。以后，笔记本随身携带，杨友财讲党课时，就拿出讲读。           抗大毕业后，杨友财由排长提升为连指导员，后任营教导员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杨友财随同部队进军东北，任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鞍山汤岗子温泉疗养院政委。       汤岗子因温泉而闻名，开发于我国唐代。近代沙俄侵略中国时，将汤岗子温泉据为己有，设立官兵疗养院。日俄战争爆发以后，日本人从俄国人手中抢走，日本昭和天皇的亲戚常来疗养院避暑，伪满皇帝溥仪也曾多次带着婉容来到这里。日本投降时，这里被洗劫一空，汤岗子温泉遭到了严重破坏，满目断壁残垣。杨友财带领解放军战士和医护人员修复重建，使之成为新中国第一座温泉疗养院。       为丰富业余生活，杨政委组建疗养院宣传队。医护人员张秀兰（1926—2004），辽宁人，1946年参军，来自一个大户人家，聪明伶俐，能歌善舞。       杨友财喜欢张秀兰性格开朗、活跃，张秀兰敬佩杨是老革命，是自己心目中的英雄，1947年，杨友财与张秀兰结为夫妻。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不少伤病员回国救治，医院工作吃紧。杨友财调辽宁军区医院（沈阳）任副院长。病房里住着很多烧伤、冻伤、枪伤的伤员。朝鲜战场大都在山区，敌人飞机在山谷中低空飞行、机枪扫射，地毯式扔炸弹。战士们在掩体里，为避免暴露目标，趴在地面动也不动，很多人背部烧伤，四肢冻伤。医院伤病员虽多，治疗工作紧张有序，忙而不乱，效率极高，没有谁叫苦叫累，手术一个接一个，午夜12点才能休息。杨友财在办公室搭简易折叠行军床，随时起床处理紧急事故。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抗美援朝胜利结束，杨友财调北京（小汤山温泉）军地疗养院任副院长。       北京小汤山温泉与南京的汤山温泉合称为“南北汤”。前身曾是皇家禁地汤泉行宫，专为封建帝王所享受，1949年后，回到人民手中。杨友财带领解放军医护人员加速建设，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劳模和各行各业的先进工作者。       1955年，杨友财要求转业回老家务农，携全家人员于北京回到渠县贵福，拜谒父母坟茔，拉着幺弟的手热泪盈眶。探望爬雪山过草地牺牲的12个挑夫之家，多数家庭音信杳无。 在那急需干部的年代，经党组织说服动员，杨被任命为大竹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妻子张秀兰在大竹县医院当医生。      1957年，杨调任省运司汽车一队（驻大竹）书记。1958年由大竹调达县专区，任汽车二队（客货兼运）书记。后来汽车61队成立，专事客车运输，杨友财任书记。        运输公司将将党员培训班交61队管理代培，杨友财讲党课，讲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讲共产党要做人民的勤务员。并拿出抗大时的笔记本，讲“我民之所忧，我之所思；民之所思，我之所行”。        20世纪60年代初，杨友财调运输公司任材料科科长直到退休。       杨负责管理材料发放，兢兢业业。若有人以旧换新，虽已有主管领导审定签字，杨也要认真询问，审视废旧材料是否需要更换。他严格把关，能用的则用，坚决不予更换。       新材料包装的木箱，他整理归纳，以备需用。他将木箱的铁钉拔出，若有弯钉就锤直，继续使用。       有人玩笑将杨友财叫“破烂王”。还有人玩笑说：“你杨友财在解放战争时期就是团级干部政委，别人是官越当越大，你的官却越当越小”。杨友财笑了笑说：“我是一个农民，一个挑夫，哪谈啥子官大官小”       杨友财淳朴、善良、无私、富有同情心，若有人出现了政治问题，他重在教育，不一棍子打死。他所在的单位，没有一个人因政治问题而另类处理。       杨友财是老红军，享受红军待遇，在达城工作时住运输公司专门修建的红军大院。退休后，在红军大院空地种菜，看书读报，安度晚年。有学校和单位请杨友财讲红军故事，他欣然前往。        20世纪80年代后期，运输公司拆迁红军大院，改建为职工住宿大楼。杨原住宅面积为200多平方米单层住房，另有宽阔空地。杨可搬迁其它红军大院居住，或还他120平方米住房两套。杨选择住职工住宿大楼，只要了一套住房。      杨友财90岁患病，自知不久于人世，将子女叫到身边说：“不要因父亲是老红军，向党和政府要特殊待遇，你们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杨友财的几个子女参工时，全都是工人。       不久，杨友财逝世，职工自发前来凭吊，说：“杨书记是一个老好人，不谋私利”。后安葬于达州烈士陵园，清明时节，不少单位和学校前来拜祭。杨友财逝世后，安葬于如今的达州红军烈士陵园。原单位职工纷纷自发前来凭吊，说:“杨书记是一个老好人，从不谋私利!”

通川区关工委举办“铸魂－清明祭英烈”活动现场

通川区老干部局，通川区老人协会、老促会，通川区关工委 ，通川区红旗路社区等单位参加清明活动的人员洒酒祭奠杨友才烈士

杨建国凭吊父亲杨友财       2024年4月1日上午，通川区关工委在达州红军烈士陵园举办“铸魂－清明祭英烈”活动，杨友财的儿子杨建国代表革命后代向先烈致辞：我的父亲杨友财于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为祖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奉献了青春和热血。我的母亲张秀兰于1946年参加革命，后随父亲南下来到达州。两位老人为祖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百年后都安葬在美丽宁静的达州红军烈士陵园。我的父母和千万革命先烈都怀有一个共同信念：为天下老百姓有田种，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让所有的孩子都能上学，让老百姓都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而奋斗。我的父母和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正激励我们为了祖国更加繁荣昌盛而不懈努力。

本帖最后由 秦巴闲士 于 2024-7-26 17:56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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